一.大慈寺的历史

(一)大慈寺的早期传闻

 

宋代的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了一位叫做宝掌和尚(公元前414年-公元657年)的神人。

    “千岁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质,左手握拳。七岁祝发乃展,因名宝掌。

    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常不食,日诵般若等经千余卷。有咏之者曰:「劳劳玉齿寒,似迸岩泉急。有时中夜坐,阶前神鬼泣。」一日,谓众曰:「吾有愿住世千岁,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岁称之。

    次游五台,徙居祝融峰之华严,黄梅之双峰,庐山之东林。寻抵建邺,会达磨入梁,师就扣其旨,开悟。武帝高其道腊,延入内庭,未几如吴。有偈曰:「梁城遇导师,参禅了心地。飘零二浙游,更尽佳山水。」顺流东下,由千顷至天竺,往鄮峰,登太白,穿雁荡,盘鳐于翠峰七十二庵,回赤城,憩云门、法华、诸暨、渔浦、赤符、大岩等处。返飞来,栖之石窦。有「行尽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称道人游」之句。时贞观十五年也。后居浦江之宝严,与朗禅师友善。每通问,遣白犬驰往,朗亦以青猿为使令,故题朗壁曰:「白犬衔书至,青猿洗钵回。」。师所经处,后皆成宝坊

    显庆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问其徒慧云曰:「此肖谁?」云曰:「与和尚无异。」即澡浴易衣趺坐,谓云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将谢世。听吾偈曰:‘本来无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复来此。’」顷时,嘱曰:「吾灭后六十年,有僧来取吾骨,勿拒。」言讫而逝。入灭五十四年,有剌浮长老自云门至塔所,礼曰:「冀塔洞开。」少选,塔户果启,其骨连环若黄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

    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显庆丁巳考之,实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岁历四百余,僧史皆失载。开元中慧云门人宗一者,尝勒石识之。”

 

《五灯会元》是禅宗的一部史书,一共20卷。于南宋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由灵隐寺的普济和尚编撰。五灯是指五部记录禅宗源流的灯录: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北宋临济宗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北宋云门宗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的《联灯会要》;南宋云门宗正受的《嘉泰普灯录》。这五灯是在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到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之间近200年的时间写成。《五灯会元》是五灯的摘要,比起五灯的篇幅要减少一半以上。

 

明末清初的行森和尚(公元1614年-1677年,也称为茆溪行森)曾经详细讲过这段故事,记录在《揞黑豆集》中。但是清代距魏晋实在年代久远,就当做个故事听听好了。

 

这个故事实在是玄而又玄,一个人可以活到一千七十二年,完全是突破人类的生理极限,如果说他是外星人我相信,如果说他是印度人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估计连《五灯》都不敢相信这个神话,最后只好说“僧史皆失载”。可是如此一个伟大的神人怎么可能在唐代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呢?所以我完全不相信写于宋代的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可以成为魏晋时代就存在大慈寺的证据。

 

关于宝掌和尚的徒弟慧云,《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记载过一位也叫做慧云的和尚,“释慧云。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识精明气貌疏朗。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十岁矣。邈然有出尘之志。二亲多厌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愿。从往南岳初祖禅师(南岳怀让,公元677年-744年,师从禅宗六祖慧能)禀承慈训。而能黠慧好味经教。沉默如也。至于弱冠于岳寺受具足法。”。慧云经常劝人舍财兴寺,前后在江浙一带共建成二十余所。而《五灯会元》说宝掌和尚“师所经处,后皆成宝坊”。如果宝掌和尚的徒弟慧云和此慧云为同一个人的话,这显然是慧云或者慧云弟子的一种营销策略,创造出一个“所经皆成宝坊”的神人,然后劝人捐款建寺,以此表明自己的独到眼光是有师承的。

《宋高僧传》说慧云的师从是南岳怀让,我不信,因为怀让出生于公元677年,而《宋高僧传》说慧云在10岁(公元664年)从往南岳初祖禅师,那个时候怀让还没出生呢。按照《五灯会元》记载,宝掌在公元657年圆寂,而当时《宋高僧传》记载的慧云已经三岁,我认为这至少表明宝掌和慧云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如果记录有些偏差的话,说不定还有很大的交集。二人另一个交集就是慧云和尚所建寺院多在江浙一带,而宝掌圆寂于浙江。

 

 

 

(二)大慈寺建寺经过

 

1.玄奘法师

 

有很多人认为玄奘法师是在大慈寺受具足戒的,但是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据唐慧立所撰写的成书于武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本原为5卷,彦悰笺为10卷)卷一记载:

 

“其(玄奘)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诵习经业。

 

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观之,则郑卿之言为不虚也。

 

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慧景)讲《涅盘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芳声,从兹发矣。时年十三也。

 

其后隋氏失御,天下沸腾。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虽王、董僣逆之衅,刘、石乱华之灾,刳剒生灵,芟夷海内,未之有也。法师虽居童幼,而情达变通,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兄从之,即共俱来,时武德元年矣。

 

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法师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经子午谷入汉川,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道基)、暹(宝暹)《摄论》、《毘昙》及振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

 

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盘经》、《摄大乘论》、《阿毘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酇公特所钦重。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于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纮,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网,包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然昆季二人懿业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

 

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又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与商人结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

 

按《四分律》规定“年满二十,应受大戒。”。玄奘于是在年满二十周岁,即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成都受具足戒,可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中并没有说具体是在成都的那座寺院受的具足戒,所以现在的人说在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的实在没有史料支撑。

 

何为具足戒?

具足戒是指出家众在出家加入僧团时所应接受与遵行的戒律,也就是指波罗提木叉(Pratimoksa,意译为随顺解脱,处处解脱,别别解脱,别解脱,最胜,无等学)。发誓遵守波罗提木叉,是成为僧团成员的先决条件。要称为僧团成员,必须要遵守完整的波罗提木叉,因此称为“具足”。接受具足戒之后才能被称为比丘或者比丘尼。《四分律》规定比丘有250戒,比丘尼有348戒。

受戒仪式是受戒前如法恭请“三师七证”作为十方戒子的得戒和尚(指正授戒律的和尚,必须至少有十年戒腊),羯磨和尚(即读羯磨文的导师,必须至少有五年戒腊),教授和尚(即教授威仪作法,为众人引导开解者。必须至少有五年戒腊)这三师和尚以及尊证七师(证明受戒的莅会比丘),也就是必须有十位戒师在场才行。感觉就是大学里教导主任+导师+辅导员的结构。举行仪式时,会有羯磨和尚向大众宣告“僧某某将加入僧团”,即所谓的“一白”。之后连问三次大众有无反对意见(三羯磨),因此称为“一白三羯磨”。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公元691年被诛死)也是位书法家,曾经在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写过《道因法师碑》(全名《大唐故翻经在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碑现存于西安碑林。碑文记载:“既而黄雾兴袄,丹风起孽。中原荡覆,具祸以烬。法师乘杯西迈,避地三蜀,居于成都多宝之寺。而灵关之右,是曰隩区,远接荆舒,近通邛僰。邑居隐轸,人物嚣凑,宏才钜彦,硕德高僧,咸挹芳猷,归心接足。及金符启圣,宝历乘时,运属和平,人多好事,导元流于已绝,辟妙门之重键。法师以精博之敏,为道俗所遵。每设讲筵,毕先招迓,常讲维摩摄论,听者千人。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植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摩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法师论义,肃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法师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道因后“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元奘法师证释梵本。奘法师道轶通贤,德邻将圣。游听琶,集梵文而爰止;旋谒皇京,奉纶言而载译。以法师宿望。特所钦重,琐义片词,咸取刊证,斯文弗坠,我有其缘。”

 

宋代赞宁著《宋高僧传》(成书于公元988年)卷二《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也有记载,“释道因。姓侯氏。濮阳人也。”“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沉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

 

文中说道因和尚是相当有才,连宝暹法师这么恃才傲物的人听到他论法也肃然改容。后来道因和尚随玄奘在长安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关于道因和尚的记载表明在唐初年时由于战乱,很多高僧都避难四川,尤其是成都多宝寺高僧云集,像宝暹法师,道因和尚等都曾经在此讲经论法。至此,在历史的记载中还压根没有出现过大慈寺或大圣慈寺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公元663年的《道因法师碑》大加赞扬道因法师,而公元688年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只是在第六卷简单提到道因,玄奘回到长安后,“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蒱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嚮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濬。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暮。”。

 

另外一位大师道基和尚,在《续高僧传》卷十四(义解篇十,本纪十四)中有记载,“释道基。俗姓吕氏。河南东平人也。”“以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矣。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采。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倚伏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自预比肩莫有沦溺。末年耽滞偏驳遂掩徽猷。故不为时匠之所班列。”

 

 

有人说玄奘住在多宝寺,也有人说玄奘和兄长同住在空慧寺,论断来自于《唐高僧转》(也称《续高僧传》)。唐道宣(公元596年-667年)的《唐高僧传》卷四记载“西踰剑阁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干。然此论东被弘唱极繁。章钞异同计逾数十。皆蕴结胸府闻持自然。至于得丧筌旨。而能引用无滞。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也。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又僧景摄论道振迦延。世号难加人推精覆。皆师承宗据隅隩明铨。昔来摄论十二住义。中表销释十有二家。讲次诵持率多昏漠。而奘初闻记录片无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缘。须便为述状逾宿构。如斯甚众不可殚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为诸学府。雄伯沙门讲扬心论。不窥文相而诵注无穷。时目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赜。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网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捷深知其远量也。情顾勤勤每劝勉之。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

 

似乎知道玄奘住在哪里就可以推断出玄奘在那里受戒,其实这又有什么关联呢?你看下成都地图就知道,据说空慧寺在城南,而多宝寺在城东,距离如此远。玄奘根据需要今天住空慧寺,明天住多宝寺也很正常;或者就算常住多宝寺,常住空慧寺。怎么能据此推断出玄奘在那座寺院受戒呢?

 

 

 

2. 唐玄宗避难蜀中

 

到了公元756年(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大慈寺迎来了它真正的历史开端。一切还要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说起。

 

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时候杨玉环嫁给了唐玄宗的儿子李瑁(原名李清),李瑁的母亲武惠妃是当时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据《新唐书》)时武惠妃逝世,唐玄宗沉浸在悲恸惋惜之中,“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有人进言说杨玉环“姿色冠代”,唐玄宗召见杨玉环后大悦,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玄宗命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还俗,被册封为贵妃,“礼数实同皇后”。一个五十五岁的老男人就这样娶了自己的二十一岁儿媳妇。杨贵妃的宗族从此鸡犬升天,尤其是她的堂兄杨国忠把持朝政,嚣张跋扈胡作非为,人人恨之入骨。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以清君侧,反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攻打长安,史称安史之乱。第二年(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的时候唐玄宗决定放弃放弃长安逃往四川避难。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杨国忠等人途径马嵬驿(现在的陕西兴平市)的时候发生了所谓“马嵬驿之变”。当时的禁军元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兵把杨国忠乱刀砍死,并且围住馆驿,要求赐死杨贵妃。唐玄宗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段历史记录在后晋刘昫等人写的《旧唐书》(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写成)卷五十一(《后妃上》)中,“及禄山叛,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紧接着的事情对于唐玄宗又是一个打击。唐玄宗和太子李亨在马嵬驿分道之后,唐玄宗去四川避难,李亨向北收拾残局。同年七月(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李亨在宁夏灵武宣布即位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3.敕建大圣慈寺

 

据宋代志磬和尚写的《佛祖统纪》(写于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卷第四十(《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七,肃宗(亨玄宗第三子))记载,“上皇驻跸成都。内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干。于广衢施粥以救贫馁。愿国运再清克复疆土。欲于府东立寺为国崇福。上皇说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敕新罗金禅师为立规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金禅师后往池州九华山坐逝。全身不坏骨如金锁。寿九十九。十二月(至德二年)。上皇自成都还京师”。

 

很多人简单的把英干施粥这件事情当作大慈寺建立的原因,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存在英干这个人,而唐玄宗敕建大圣慈寺的原因是为了祭奠杨贵妃。

 

整件故事有几个反常的地方:

一是为什么英干施粥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让唐玄宗感动到“赐田千亩,建九十六院”,要知道大名鼎鼎的大慈恩寺也只有将近四百亩。而且这么一件事情,也不能称为“圣慈”吧?

二是此事因英干而起,英干想要在城东立寺为国崇福,可是之后就压根没英干什么事了,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我想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要么根本不存在英干这个人,要么“英干施粥”只是用来作为建寺的借口而已。

我给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也是至德元年)唐玄宗被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室后,来到成都避难。心情可想而知的,武惠妃死的时候都“悼惜久之”,更何况杨贵妃了。这个时候高力士揣度圣意,就编造了“英干施粥,欲建佛寺于城东”的故事,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是唐玄宗授意编造的故事。这样唐玄宗有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建立一座占地千亩的佛寺来纪念和超度杨贵妃。

 

支撑我的理由还有寺院的名称——“大圣慈寺”。《大智度论》(公元三世纪龙树菩萨撰,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七年(公元402年)译成)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英干施粥,可以称为大慈。但是不能称为“圣慈”,“圣慈”是对皇帝或者对皇太后的谀称,《后汉书·孔融传》曾说:“臣愚以为诸在冲齓,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謚者,宜称上恩,祭祀礼毕,而后絶之。”。而“英干”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意为卓越的才干。《送陈行之之信州推官》有句“英干登时望,文华异等伦。”。显然英干这个名字为杜撰的。

 

也或许有人说为什么不把“大圣慈寺”断为“大圣”+“慈”这样的结构,根据畺良耶舍(公元383年-442年)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说“佛是极圣,故称大圣”,听起来也合理。可是,一是在那个时代只有皇帝才能被称为大圣,如唐太宗李世民谥号为“文武大圣皇帝”和“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武则天被中宗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唐睿宗李旦谥号为“大圣真皇帝”,“玄真大圣皇帝”和“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二是可以参见“大慈恩寺”的命名,大慈恩寺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是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而建的。

韦皋(公元745年-805年)在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在蜀期间写过《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收录在清代《全唐文》卷453),里面说“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韦皋文章标题写“大圣慈寺”,而文章中就简写为“大慈寺”。

 

唐玄宗之所以选择新罗金禅师(即无相禅师,人称金和尚)是有原因的。一是他们是在长安的旧认识。唐玄宗初到成都,能让他放心的也就是无相禅师了;二是无相禅师新罗国王子,当时正处于安史之乱,为了东北的安定需要安抚新罗国国王。新罗国圣德王金兴光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金承庆(公元737年继位为孝成王),二子金宪英(公元742年继位为景德王)和三子无相禅师。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时,金承庆去世,因为没有儿子由弟弟金宪英继位。同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听说无相的德行,请他到成都讲法。据说无相禅师来成都不久就发生了一起刺杀案件,据说当时新罗国王害怕无相回国危及他的王位,所以派出刺客刺杀无相。唐玄宗任命无相禅师主持建设大圣慈寺或许也有安抚新罗国王的含义。(《神僧传》: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称舍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国新为王矣。惧其却回其国危殆。将遣刺客来屠之。)大慈寺在成都老人的嘴里称为“太子寺”,刘孟伉(公元1894年-1969年)所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认为“又前人或书为“太慈寺”,慈、兹,古音同,兹、子音相近,故民间遂讹呼为“太子寺”,实则此寺与任何太子无关。”。但也可能是因为建寺者无相禅师为新罗国王子,虽然不是太子,但是也可能讹传为太子寺。

 

《宋高僧传》卷十九(通感篇第六之二)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记载,“释无相。本新罗国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于本国正朔年月生。于群南寺落发登戒。以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隶于禅定寺。后入蜀资中谒智诜禅师。有处寂者。异人也。”“长史章仇兼琼来礼谒之属明皇违难入蜀。迎相入内殿供礼之。时成都县令杨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余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战栗心神俱失。顷之大风卒起沙石飞扬直入厅事。飘帘卷幕。杨翌叩头拜伏踹而不敢语。忏毕风止。奉送旧所。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唐玄宗那个时候逃难途中可能也就剩下点批地的权力吧,钱估计也出不了几个,所以建大慈寺的事情只能靠无相禅师自己解决了。当时成都县令杨翌也出了不少力,“劝檀越(即施主)造大慈寺”。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五月,唐玄宗和他儿子做了个政治交换之后,在当年十二月离开了成都。据宋代欧阳修等编著《新唐书》卷五(本纪第五,睿宗玄宗)记载,“五月庚申,诰追册贵嫔杨氏为皇后。”。此杨氏不是杨贵妃,而是唐肃宗的母亲杨贵嫔。唐玄宗追册她为元献皇后。不知道这次交易是不是包含了大慈寺的建寺经费也不得而知。另外,据《蜀中广记》卷二记载,大圣慈寺的匾额也可能是唐肃宗亲笔书写,“通志云,大慈寺,唐至德年建,旧有肃宗书大圣慈寺四字,盖敕赐也。”。

 

4.韦皋修葺扩建大慈寺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在地理区划上把全国划分为十个道,其中剑南道因为位于剑门关以南所以得名。唐开元年间设置剑南节度使,管辖现在四川的大部,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以及贵州省北端,甘肃文县一带。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分为西川节度使和东川节度使。

 

韦皋在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开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在蜀二十一年。因为破吐蕃军有功,所以被封为南康郡王,因此也有人称其为韦南康,死后谥号忠武。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六记载,“八月~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毙。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可以知道当时韦皋在蜀人心目中是很有威信的。

 

韦皋曾经修葺和扩建大慈寺,《全唐文》收录了他写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原本普贤像是大照和尚和体源所造,“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无缘,诚感必应。大慈寺普贤像,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普贤像“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莲开慈颜,月满毫相。”。然后建成许多年后“危楝泄雨,颓墉生榛,狐狸枭鹫,号啸昏昼。”。韦皋”遂南迁百馀步,度宏规,开正殿;因诏旨谕群心;千夫唱,万夫和。”。修成后,“观其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

 

 

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说,“寺极盛时,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商业场及红旗剧场附近曾发现卧佛头像,如为大慈寺物,则寺址曾达其地),北至天涯石北街、国圣祠、庆云庵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

 

而大慈寺九十六院,据民国《华阳县志》考证有名称留下来的有七十二院,后又考证其中不应列入的有五处,重复列入的七处,实际只有六十院。迄今为止,新考得的又有十二院,加起来还是七十二院:文殊阁,普贤阁,观音院,东观音院,极乐院,大悲院,西大悲院,药师院,弥勒院,华严院,楞严院,揭谛院,宝胜院,宝相院,超悟院,宣梵院,正觉院,正法院,昭觉院,延祥院,大轮院,资福院, 智福院,广福院,保福院,寿宁院, 吉安院,承天院,兴善院,福庆禅院,崇福禅院,崇真禅院,如意轮院,炽盛光院,不动尊院,利多心院,百部院,千部院,鲜于院,大将院,白马院,瑞像院,石像院,石经院,六祖院,四绝堂, 萧相院,嘉佑院,罗汉堂,土地堂,维摩诘堂,僧伽和尚堂,御容院(玄宗御容院),中和胜相院,锦津院,竹溪院,玉溪院,雪峰院,慧日院,三学院,念经院,水陆院,严净院,东律院,西律院,灌顶院,东林院,西林院,经楼院,方丈院,西方丈院,多宝塔院。

 

 

 

5.大慈寺的重组

 

 

据郭印《超悟院记》记载,“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冬,火其傍小院十有六。府帅席公旦请于朝,颁缗钱改建超悟、宣梵、严净三刹,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宋代政和二年大慈寺有十六小院起火,文英和尚借此机会改组寺庙,把大慈寺分为超悟院,宣梵院和严净院三院。学禅的居住在超悟院,学律的居住在宣梵院,学讲的居住在严净院。符合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了禅律的分离。其中超悟院由文英主持。

 

 

 

 

6.大慈寺的衰落

 

 

明代时大慈寺历经战火,火灾和寺院被侵占,已经完全不如从前了。其中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的大火一直到明宪宗成华十七年(公元1451年)才修复。明末又被毁,到清顺治年间重修,《成都城坊古迹考》说重修后“仅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四周皆民房、农圃、荒滩”。而且由于明代昭觉寺的崛起,大慈寺成都佛教学府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衰落已经成了必然。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宝光寺方丈自信(号真印,公元1808年-1880年)禅师到成都,见大慈寺殿堂破败。受大慈寺僧悟成的请求,先用白银三千余两赎取原大慈寺土地,再将寺中殿堂一一重修,包括观音殿、千佛殿、接引殿、大雄殿、禅堂、斋堂、戒堂、藏经楼、方丈、山门及僧房数十间,又建东胜街佃铺客院三百余间。历经九年竣工,到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才完工,共用去白银三万多两,此时的大慈寺已经只有四十多亩土地了。自信禅师被尊为临济正宗大慈堂第一代方丈,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自信退院。从自信禅师开始,一直是由宝光寺方丈兼任大慈寺方丈,直到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道行和尚退院,大慈寺才自立方丈。

 

解放后,1953年大慈寺给四川省城建局水电工程队使用,20名僧人迁往文殊院。1958年为建设东大街(现在的蜀都大道大慈寺路)拆除了大慈寺的接引殿,唐代韦皋在文章中记述的普贤铜像不知去向(曾经有一尊铜佛在1958年被工人砸毁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一尊?),剩下的几个大殿基本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1966年7237部队入驻,希望将大慈寺改为家属院,设计院将改造工作交给刘玉清负责。现为四川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刘玉清当时提出“保持建筑结构不变,只将内部作空间分隔处理,满足使用的基本要求的方案。”,这样才使寺院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

 

1983年大慈寺改为成都市博物馆。大慈寺的重新开放还要感谢日本人,1986年和1993年,日本镰仓建长寺住持两次到成都朝拜道隆禅师(曾在13岁-20岁在大慈寺出家)的祖庭大慈寺。2000年年底,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大慈寺恢复开放筹备小组,组长是大恩(公元1951年-今)。大恩是四川德阳人,原本是文殊院监院,现为大慈寺的第一任方丈。2004年元月,在大慈寺复建工地中出土了大量文物,现在都保存在玄奘行迹陈列室中。如南北朝至明代的石佛残躯,唐代的舍利塔砖,唐宋的陶瓷器皿,明清的石刻等。其中佛像头,舍利塔砖及清代石经幢最为珍贵。在我看来其实这些都不算珍贵,最为珍贵的壁画已经全部损毁了。2004年4月8日,大慈寺正式对外开放,并于当年把1966年后一直存放在文殊院的玄奘顶骨舍利迎回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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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慈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1.四川学海

 

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年-1003年),现今四川一带的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路”,据说四川由此得名。宋代祖琇著《僧宝正续传》卷六(彭山圭禅师)说,“大慈号四川学海”,很多高僧曾经在此讲经学习。

 

唐代知玄(悟达国师)曾经在大慈寺普贤阁讲经,听众每日达到万人。“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镇西蜀。闻师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黑白二众日记数万指。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

 

宋代兰溪道隆(生于四川涪江群兰溪邑,因此号兰溪)在十三岁至二十岁左右在大慈寺学习,后至日本传播禅宗,日本宇多天皇赐谥号“大觉禅师”,这是日本有“禅师”谥号之始。圣严法师在《法鼓全集》中说,“兰溪道隆(公元1213年-1278年)是西蜀人,十三岁于成都大觉寺(应为大慈寺)落发,后参历浙江诸山。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三十三岁东渡。因当时日本的旧派诸宗,逞私营利,腐败堕落;纯中国的禅家风骨,则寡欲朴质,不重寺院之宏大庄严,不拘泥于文字经典;主张苦修力行,不思居室之美,不贪衣食之富。这些都与源赖朝开创鎌仓幕府以来,所提倡的武士精神相吻合;又以禅寺所行百丈清规之严正,亦为重礼节尚志气的鎌仓武士所欣悦。同时,此时掌握政权的北条时赖,亦想脱离旧都的诸宗,树一新的宗教于鎌仓,使鎌仓成为政治及宗教的新的中心。故决采中国化的禅宗,邀道隆至鎌仓,开建长禅寺。弘安元年示寂,谥号大觉禅师,此为日本之有禅师号的创例。”

 

贯休(公元832年-912年)曾在唐昭宗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作诗《蜀王入大慈寺听讲》,写前蜀王高祖王建到大慈寺听讲的故事:

玉节金珂响似雷,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
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巍。
千重香拥龙鳞立,五种风生锦绣开。宽似大溟生日月,
秀如四岳出尘埃。一条紫气随高步,九色仙花落古台。
谢太傅须同八凯,姚梁公可并三台。登楼喜色禾将熟,
望国诚明首不回。驾驭英雄如赤子,雌黄贤哲贡琼瑰。
六条消息心常苦,一剑晶荧敌尽摧。木铎声中天降福,
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

 

另外提一下的是王建还是一位好皇帝的,在位十二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蜀中大治。死后葬在成都的永陵。

 

2.精妙冠世的壁画

 

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李之纯曾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任成都府知府。

即使是在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生武宗灭佛,大慈寺因为有唐玄宗题匾,故“不在除毁之例”,壁画毫发无伤。

 

北宋黄休复(四川人,大约生活在北宋咸平年间之前)所著《益州名画录》(又名《成都名画记》)记述了唐,五代至宋初以西蜀寺院壁画创作画史。其中和大慈寺相关的列于下面:

 

赵公佑

公佑者,长安人也,宝历中寓居蜀城。攻画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初,赞皇公李德裕镇蜀之日,宾礼待之。自宝历、太和至开成年,公佑于诸寺画佛像甚多。会昌年,一例除毁,唯存大圣慈寺文殊阁下天王三堵、阁里内东方天王一堵、药师院师堂内四天王并十二神、前寺石经院天王部属,并公佑笔,见存。公佑天资神用,笔夺化权,应变无涯,罔象莫测,名高当代,时无等伦。数仞之墙,用笔最尚风神、骨气,唯公佑得之,六法全矣。

张腾

张腾者,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年,偶止蜀川,于诸寺壁图画亦多。会昌年,除毁皆尽。大中初,佛寺再兴。于圣寿寺大殿画文殊一堵、普贤一堵、弥勒下生一堵,浴室院北对范琼画持弓北方天王一堵。大圣慈寺文殊阁下画报身如来一堵。并腾之笔,见存。

赵温奇

赵温奇者,公佑子也。幼而颖秀,长有父风。父殁之后,于大圣慈寺文殊阁内继父之踪,画北方天王及梵王帝释大轮部属,大将堂大将部属并梵王帝释,普贤阁下南方天王,华严阁上画东西二方天王、梵王帝释。中兴寺大殿文殊、普贤及天王部众。并温奇笔,见存。

赵德齐

德齐者,温奇子也。干宁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严,禅室未广,遂于大圣慈寺大殿东庑起三学延祥之院,请德齐于正门西畔画南北二方天王两堵。院门旧有卢楞伽画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赖德齐迁移,至今获在。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齐与高道兴同手画西平王仪仗、旗纛、旌摩、车辂、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嫔御百堵已来。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蜀光天元年戊寅岁,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齐与道兴画陵庙,鬼神人马及车辂仪仗、宫寝嫔御一百余堵。大圣慈寺竹溪院释迦十弟子并十六大罗汉,崇福禅院帝释及罗汉,崇真禅院帝释梵王,及罗汉堂文殊、普贤,皆德齐笔,见存。议者以德齐三代居蜀,一时名振,克绍祖业,荣耀何多!

卢楞伽

楞伽者,京兆人也。明皇帝驻跸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干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至干宁元年,王蜀先主于寺东廊起三学院,不敢损其名画,移一堵于院门南,移一堵于门北,一堵于观音堂后,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画,经二百五十余年,至今宛如初矣。西廊下一堵,马鸣、提婆像二躯,虽遭粉饰,犹未损其笔踪。余者重妆,皆昧前迹。蜀中诸寺,佛像甚多,会昌年皆尽毁。

辛澄

辛澄者,不知何许人也。建中元年,大圣慈寺南畔创立僧伽和尚堂,请澄画焉。才欲援笔,有一胡人云:“仆有泗州真本。”一见甚奇,遂依样描写,及诸变相未毕,蜀城士女瞻仰仪容者侧足,将香灯供养者如驱。今已重妆损矣。普贤阁下五如来同坐一莲花,及邻壁小佛九身,阁里内如意轮菩萨,并澄之笔,见存。

李洪度

洪度者,蜀人也。元和中,府主相国武公元衡请于大圣慈寺东廊下维摩诘堂内画帝释、梵王两堵,笙竽鼓吹,天人姿态,笔踪妍丽,时之妙手莫能偕焉。会昌前,诸寺图画亦多,除毁后余此一处。

左全

左全者,蜀人也。世传图画,迹本名家。宝历年中,声驰阙下。于大圣慈寺中殿画维摩变相、师子国王、菩萨变相。三学院门上三乘渐次修行变相、降魔变相。文殊阁东畔水月观音、千手眼大悲变相。极乐院门两金刚,西廊下金刚经验及金光明经变相。前寺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北廊下行道罗汉六十余躯。多宝塔下仿长安景公寺吴道玄地狱变相,当时吴生画此地狱相,都人咸观,惧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王蜀时,令杂手重妆已损,惟存大体也。大中初,又于圣寿寺大殿画维摩诘变相一堵,楼阁、树石、花雀、人物、冠冕、蕃汉异服,皆得其妙,今见存。

张南本

张南本者,不知何许人也。中和年寓止蜀城,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有金谷园图、勘书图、诗会图、白居易叩齿图、高丽王行香图。今圣寿寺中门宾头卢变相、东廊下灵山佛会、大圣慈寺华严阁下东畔大悲变相、竹溪院六祖、兴善院大悲菩萨、八明王、孔雀王变相,并南本笔。相传南本于金华寺大殿画明王八躯,才毕,有一老僧入寺,蹶仆于门下,初不知是画,但见大殿遭火所焚。其时孙位画水,南本画火,代无及者。世之水火,皆无定质,唯此二公之画,冠绝今古。僖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于宝历寺置水陆院,请南本画天神地祗、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也。至孟蜀时,被人模塌,窃换真本,鬻与荆湖人去。今所存,伪本耳。伪本淳化年遭贼搓劫,已皆散失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岩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宾礼待之。粲善传神杂画,有七贤像、六逸像、女娲伏羲神农像,谓之三皇图。立释迦像、五天胡僧像、孔子西周问礼像、名医下蛊像、樗蒲图、龙树验丹图。先贤卷轴,至今好事者收得,为后学师范矣。玉局化壁画道门尊像甚多,王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今大圣慈寺悟达国师知玄真,粲之笔,见存。

常重胤

重胤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其时随驾写貌待诏,画皆操笔,不体天颜。府主陈太师敬瑄遂表进重胤,御容一写而成,内外官属,无不叹骇,谓为僧繇之后身矣。宣令中和院上壁,及写随驾文武臣寮真。殿上御容前,写西川节度副大制置、指挥诸道兵马兼供军使、太师中书令、成都尹、颖川郡王陈敬瑄,义成军节度使、中书令王铎,门下侍中韦昭度,检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郑畋,检校司徒郑延林,翰林学士承旨守兵部尚书乐朋龟,翰林学士守礼部尚书杜让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崔凝,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沈仁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侯翻,尚书左仆射裴璩,礼部尚书兼太常礼仪使牛丛,左散骑常侍杨堪,右散骑常侍柳涉,右散骑郑琐,左谏议大夫李绍鱿,右谏议大夫萧说,尚书左丞知中朝御史中丞卢泽,给事中李辉,给事中宋旦,中书舍人郑欣,比部郎中知制诰苏循,尚书右丞判户部张祎,尚书吏部侍郎张读,尚书刑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李燠,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归仁泽,行在十军司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韬玉。御容后写左神策军观军容使、护军中尉田令孜,右神策护军中尉、观军容使西门思恭,内飞龙使知内侍省杨复恭,内枢密使田匡礼,内枢密使李顺融,宣徽南院使刘景宣,宣徽北院使田献铢,左卫大将军石守悰,左金吾大将军刘巨容,行在诸军马步都虞候赵及,诸司使副一百余员。寻授驾前翰林待诏,赐绯鱼袋。自驾归京,韦相国昭庆授西川节制,陈太师与监护田军容令孜拒命据城,王蜀先主时为行军司马。重围三年,陈太师、田军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于时绘壁百寮咸在,唯不见陈太师、田军容真,因问:“二公何无写貌?”寺僧对云:“拒捍王师,近方涂抹。”先主曰:“某岂与丹青为参商。”遽命重写。常待诏曰:“不必援豪。”乃挼皂荚水洗之,而风姿宛然,先主嘉赏,赐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画烂梁摧之外,雨淋水洗,终无剥落者矣。”众叹所谓前无去者,后无继者。伪通王宗裕性多猜忌,或于媵嬖,意欲写貌,恶人久见。谓常待诏曰:“颇不熟视审观可乎?”常公但诺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须而退。翌日想貌,姿容短长,无遗毫发。其敏妙皆此类也。玉局化写王蜀先主为使相日真容,后移在龙兴观天宝院寿昌殿上。大圣慈寺兴善院泗州和尚真、华亭张居士真、宝历寺请塔天王、宁蜀寺都官土地,并重胤笔,见存。

陈若愚

道士陈若愚者,左蜀人也。师张素卿画,遂衣道士服。师事素卿,受其笔法。王氏水平,废兴圣观为军营。其观有五金铸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躯,移在大圣慈寺御容院供养。余道门尊像殿堂,皆就龙兴观起立。今精思院北帝殿是也。殿上壁画有青龙君、白虎君、朱雀君、玄武君四像,并若愚笔,见存。

僧楚安

僧楚安,蜀州什邡人也,俗姓句氏。攻画人物楼台,有明皇幸华清宫避署图、吴王宴姑苏台图,此二图皆画于墙壁、图簇、团扇之上。其墙壁图簇团扇,大小虽殊,功夫并无减者,奇巧如此。当时公侯相重,皆称妙手。今大圣慈寺三学院大厅后明皇帝幸华清官避暑图一堵,楚安笔,见存。僧惠坚者,蜀人也。亦好图画,而最谬焉。广政中,三学院僧请画姑苏台一堵,对句楚安避暑宫图,识者以为无鉴之甚也。今亦见存,恐后人误认,故附而正之。

滕昌佑

滕昌佑,字胜华,先本吴人,随僖宗入蜀,以文学从事。唯昌佑不婚不仕,书画是好。情性高洁,不肯趋时。常于所居树竹石杞菊,种名花异草木,以资其画。殁时年齿八十有五。初攻画无师,唯写生物,以似为功而已。有虫鱼图、蝉蝶图、生菜图、折枝花图、折枝果子图、杂竹样。造夹纻果子,随类傅色,并拟诸生。攻书,时呼“滕书”。今大圣慈寺文殊阁、普贤阁、萧相院、方丈院、多利心院、药师院天花瑞像数额,并昌笔也。其画蝉蝶草虫,谓之“点画”,盖唐时陆果、刘褒之类也。其画折枝花,下笔轻利,用色鲜妍,盖唐时边鸾之类也。

宋艺

宋艺,蜀人也,攻写真。王蜀时,充翰林写貌待诏。模写大唐二十一帝圣容,及当时供奉道士叶法善、禅僧一行、沙门海会、内侍高力士于大圣慈寺玄宗御容院上壁。今见存。

僧令宗

僧令宗,丘文播异姓弟也。攻画山水人物、佛像天王。今大圣慈寺三学院下、经楼院下两畔四天王两堵,放生池揭谛堂内六祖,并令宗笔,见存。

有画无名

大圣慈寺六祖院罗汉阁上,峨眉山、青城山、罗浮山雾中四堵,中和年画,不留姓名,评妙格中品。

三学院,旧名东厨。院门两畔画东北二方天王两堵,王蜀先主修改后,移在院内北廊下。亡失姓名,评能格上品。

多宝塔下南北二方天王、弥勒佛会师子国王、菩萨,普贤阁外北方天王,不记画人姓名,评能格中品。

 

 

唐宋历代名人很多都参观过大慈寺的壁画并题词。颜真卿(公元709年-785年)曾经为卢楞伽(画圣吴道子学生)在唐肃宗乾元初(公元758年)创作的“行道高僧”壁画题词,当时称为“二绝”;苏轼和苏辙游览大慈寺时对卢楞伽的画作并题记:“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辙来观卢楞伽笔迹”。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世”。

 

 

由于大圣慈寺的特殊地位,在大慈寺留下了许多皇帝和大臣的画像。唐僖宗在唐中和五年(公元885年)离开成都时“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宣令(常重胤于)中和院上壁及写随驾文武臣僚真”。以及宋艺绘制的“大唐二十一帝圣容”。

 

 

3. 大慈岁华

 

 

由于大慈寺实在太大了,甚至占据了成都小半个东城,所以在这里形成了成都最繁华的市场,郭印的《超悟院记》说大慈寺“地居冲要,百工列肆,市声如雷”。

 

 

除了市场功能之外,还是成都人娱乐游玩的地方。华阳人费著写的《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

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论。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子之余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社丞相祠奠拜。毕事,会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公为诗,有曰:“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公铁心石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清献公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小市橘,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众净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仪集于郊外。天禧二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楼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赵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王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帟棚屋,以事游观,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节,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即天长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唐代的韦皋曾经凿解玉溪到大慈寺中,解玉溪和锦江同源,当时的成都人也把解玉溪叫做锦江,所以《岁华记丽谱》里的“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其中锦江就是过大慈寺的解玉溪。后来清末解玉溪干涸不复存在了,据最新的大慈寺项目规划要引入新的解玉溪,绕大慈溪周边而过。

 

 

南宋陆游曾写诗《天申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天申节是宋高宗赵构的生辰(即农历五月二十一日):

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

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

星陨半空天宇静,莲生陆地客心迷。

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

 

 

 

 

 

后记:

整整写了十天,快崩溃了。大慈寺实在是太复杂了,几乎是半部成都府的历史。里面任何一部分拿出来都可以深究下去。其中还有迷一样的多宝寺,自从大慈寺一出,多宝寺仿佛消失在历史之中,它和大慈寺究竟是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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